斯特拉斯堡最有抱负的师生都渴望逃离这个狭隘的大学和城市，这里逐渐成了巴黎的接待室。事实上，《年鉴》最初的希望建立在两个主编迁往首都的基础上。文学院的创始教授们形成了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，每当有人调往索邦或法兰西公学院，他们都会依依不舍，仍与168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这也进一步鼓励和增强了人们逃离的愿望。①
20世纪30年代，这里形成了一股逃离的热潮，其中的原因包括：人员不断减少，学生中的政治激进主义逐渐高涨，预算日益削减，教师基本工资外的专门补助有所降低，无法招募有能力的教员填补空缺。而且这是一所地方院校，人们失望的情绪日积月累，很多人渴望获得进一步提升。当地充斥着各种自治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宣传，反犹主义倾向逐渐显现，德国的影响也越来越浓，这使教授们与这所阿尔萨斯高校的联系越来越弱。由于斯特拉斯堡大学地处边界城市，学校的管理部门早在1934年就做出预案，如果再发生战争，他们就迁往克莱蒙费朗(Clermont-Ferrand)。礼拜六聚会的次数也急剧减少。1933年至1937年，文学院有12个最优秀的教师离开这里。为了避开莱茵河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，一些精明、有野心的学者甚至考虑巴黎之外的地方。②